2016-05-31 常清 中国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

我国虽然是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费国，但由于参与国际期货市场定价时话语权的缺失，常常受到国际投机者的狩猎，我国经济安全因此受到了严重威胁。世界市场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扬，国际投机者成为了享用这场“盛宴”的贵宾，而我国的企业却成为“盛宴”的买单者，价格上涨的风险转嫁给了我国经济。与此同时，国际舆论还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强加到我国头上，大谈所谓的“中国因素”。

为此，本报采访了中国期货业协会原副会长、金鹏期货公司董事长、我国期货市场的创始人之一的常清教授。常教授就“中国因素论”的实质、对我国的影响、产生的根源和应对的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并提出我国有关的主管部门应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改变目前我国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时的不平等状况。

目前，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同时，中国对能源、原材料等基础性商品的需求量也急速增加，成为了全球大宗商品的最主要消费国之一，“中国因素”也因此成为了世界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商品市场价格变动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由于在世界期货市场的定价活动中没有话语权，因此在不平等竞争中承担了巨大的贸易风险。我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问题呢？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常清教授在本报的专访中全面的回答了这一问题。

常清首先对国际上恶炒“中国因素”论的实质加以剖析。他认为政治方面的“中国威胁论”和经济上的“中国因素论”虽然角度不同，但其实质是相同的。“中国因素论”指我国经济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不利。虽然有人认为这种论调是对中国经济的重视和青睐，并不会像“中国威胁论”那样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其实，两种论调的结果都是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抑制我国发展。

在展开分析“中国因素论”的影响时，常清用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灾难”。灾难的表现首先是高代价。我国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成本成倍增长的同时，出口的却都是低价产品。例如，我国主要进口原材料有色金属、原油和铁矿石等产品的价格极高，全都是历史最高价格，有的甚至是天价，而出口的轻纺产品等则价格低廉，在物价整体上涨过程当中，我国的出口产品仍是地价；其次，我国的经济建设是高成本低效益，与日本经济增长时期的低成本高效益相反，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由于各地方有共振效应，齐头并进，导致经济突然过热，所使用的原材料都是历史上的高价，又是加之粗放型经营，导致效益低下；再次，从中长期看，我国的产品构造极为不合理，大多出口的是高耗能高污染低科技含量的产品，有一定的出口换汇，但却造成了环境污染的后遗症，透支了未来。

对此，常教授非常忧虑。他指出，“中国因素”造成这些负面影响的根源就在于我国贸易金融产品领域定价权的缺失。国际上大宗商品和金融商品领域，发达国家规模庞大的投资基金公司在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定价上权利带来了高额的回报。美国家庭的主要投资渠道就是投资于基金，由于基金在贸易金融领域有主动权，价格变动给基金带来了暴利，所以居民的收益上升的幅度远大于商品上涨的幅度，这也是美国原材料上涨民众没有怨声载道的原因。同时，中国出口的低价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世界物价，降低了发达国家通胀的压力，这也是这次美元大幅贬值油价暴涨而没有引致全世界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我国商品定价权的缺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济主管部门和大型企业没有高度重视对定价权的争夺，对价格话语权还没有提升到民族竞争的战略高度。我国的相关主管部门对现代商品经济的规则还很陌生，还存在计划经济的思维。我国目前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达70%以上，没有国际化的理念必然带来高昂的代价；同时，我国不乏大型跨国企业，比如原油方面的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但由于这些企业体制非市场化，经营机制不适应国际市场上价格瞬息万变的激烈竞争，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徒有实力，对于价格的形成没有话语权，没有主动影响力，只是被动接受国外大机构决定的价格，造成了国际竞争中的被动局面。

常教授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家应参与世界市场定价权的竞争，加快我国期货市场的建设，积极抢占世界经济制高点。

首先，我国应该确立“中国价格”。通过期货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定价中心，在这个价格形成中，中国的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有话语权，真正的反映“中国因素”，而不是歪炒“中国因素”，为进行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打好基础；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在国际期货市场上进行定价权的竞争，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应和经济水平一起发展，“中国因素”要由中国的民族资本作为代言人和欧美资本公平竞争，有话语权有主动性。

当前比较重要措施包括上市一些与中国因素息息相关的期货品种，如股指期货、利率期货、大宗原材料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和建设可以参照国外的成功经验，按照期货市场运行的规律办事，让期货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我国必须改变现有机制和体制上存在的弊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和完善期货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培养有实力的大型基金，性质应为民营资本，在法律上保护他们参与市场竞争。

最后，常清提出，要改变目前我国被动接受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屡战屡败的局面，我国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期货市场对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意义，由中国期货市场的崛起来打破现有的殖民价格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